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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初步统计，”田超超拿出一个小本子，手在抖，“东门防御战至今，598团能作战人员不足三百；我工兵团伤亡……一百六十七人，其中阵亡九十三，重伤四十一。獠牙小队……还剩十一人。”

    他合上本子，声音低得像蚊子：“团长，在这么打下去，咱们团……快打光了。”

    我靠在墙上，看着天花板。

    灰扑扑的，有几道裂缝。

    “弹药粮食呢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弹药还能撑两天，如果鬼子不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话。粮食……省着吃，四天。”田超超说，“饮用水开始紧张，井水有被污染的风险，只能靠之前储的雨水。”

    “援军消息？”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陈启明摇头，“电台昨晚被震坏了，正在抢修。最后一次和师部通话是三个小时前，戴师长说……让我们做好最坏打算。”

    最坏打算。

    同古守了六天。丢了机场，丢了152高地，丢了东门，现在第二道街垒也没了。还有一个营被日军分割包围在城东的阵地上。

    中央银行，成了同古城内最后的核心堡垒。

    而我们，还剩下不到六百能拿枪的人。

    “团长，”田超超小声问，“咱们……还守吗？”

    我转头看他。这个年轻的参谋，眼睛里全是血丝，但眼神还在等我的答案。

    我慢慢坐直身体，掀开盖在身上的薄毯。

    腿有点软，但站得住。

    “扶我起来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田超超和陈启明一左一右搀住我。

    我走到窗边，看着远处那面膏药旗。风吹旗面，猎猎作响。

    “看见那面旗了吗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两人点头。

    “那是插在咱们兄弟尸体上的旗。”我一字一顿，“不把它拔了，我睡不着觉。”

    我转身，看着房间里所有能站起来的伤员，看着门口闻声聚过来的兵。

    “工兵团还没死绝。”我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，“我王益烁还没死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——”

    我深吸一口气，用尽全身力气吼道：

    “告诉炊事班，把最后那点罐头全开了！告诉弹药库，把所有子弹炮弹都搬出来！告诉每一个还能拿枪的兄弟——”

    我指着窗外那面膏药旗。

    “吃饱了，压满子弹，跟老子——”

    “把198团的兄弟给接回来！把小鬼子的旗给老子拔回来！”

    短暂的寂静。

    然后，整栋楼里，响起了压抑太久、终于爆发的怒吼：

    “接回来——！！！”

    罐头肉炖烂了，混着最后一点干菜，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冒泡。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，但没人急着去盛。兵们或坐或蹲，抱着枪，低着头，默默检查装备。弹匣压满，刺刀磨亮，手榴弹后盖拧开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。空气里除了饭香，还有一股铁锈和汗混在一起的、绷紧了的味道。

    我蹲在中央银行楼顶的观察哨里，没吃。胃里像塞了块石头，沉甸甸的，什么也咽不下。望远镜抵在眼眶上，冰凉的金属边缘硌得生疼。

    八百米外，第二道街垒在晨雾里露出狰狞的轮廓。膏药旗插在最高那堆沙袋上，被风吹得猎猎响。旗子下面，土黄色的身影在晃动——日军正在加固工事。他们把炸毁的卡车残骸推到街垒两侧，垒起更多的沙袋，还在几处关键位置架起了机枪。

    更扎眼的是街垒前面，那几栋相对完好的石质建筑——缅式风格的两层小楼，砖石结构，墙厚窗小。日军显然把它们当成了支撑点，楼顶架着机枪和观察哨，窗户用沙袋堵了一半，留出射击孔。这样的建筑，步枪子弹打不穿，手榴弹扔不进，硬冲就是送死。望远镜看去，此时里面的日军也正准备开饭。只有二、三个观察哨上还有日军还在对着我们这边盯着。

    “看清楚了吗？”我把望远镜递给旁边的陈启明。他脸上那道伤口刚换了药，纱布下还渗着血丝，但眼神锐利得像刀子。

    “三栋主要的，”陈启明接过望远镜，扫了几眼，“左边那栋楼顶有两挺歪把子，右边那栋窗户里有机枪反光，中间那栋……二楼窗口有人在用望远镜观察，看军衔，可能是个官儿。”

    “工兵连的爆破手呢？”

    “在楼下等着了。”陈启明放下望远镜，“乘现在日军正在开饭，偷偷摸过去。按之前教的，每组三个人，一个主爆手，一个副手，一个掩护。炸药包用的TNT加铁钉破片，引信改成了拉发和绊发双保险。”

    “好。”我直起身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，“告诉他们，目标就是那三栋石头楼。不要正面硬冲，从侧面废墟摸过去，把炸药包贴在承重墙根。步话机给他们一台，听我信号，同时起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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